萤火虫之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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颠簸的年代,消失的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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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贾平凹人生第一次到西安,被城中心塔楼的金顶晃花了眼,自称要被吓昏了。
此前二十年,他的人生是荒岭、土坝和农田,大城对他而言,是云上的世界。
他去西北大学报到,原本专业是 火箭,出发前才改中文。报到第一天,他去厕所,又慌张退出。
厕所里都是柜子,他以为走错了,直到柜子中出来人,他才知城里的厕所有隔间。
那个年代,相比小城,大城有着光鲜的生活,也正因此,充满别样的魅力。
1981年,北京站出站通道尽头,挂着一面稀有的灯箱广告,上嵌钟表,写着“欢迎您到北京来”。
那是日本西铁城的钟表广告,却一不小心成为进京的图腾。
作家刘心武在《钟鼓楼》里写道, 灯箱朦胧的光落在铺满瓷砖的长长地道内,那是城市之韵。
几年以后,黄光裕就踏着这梦幻的光,走出北京站。
出站他坐了一辆三轮车去旅馆,三轮车转了好久,到地他付了1元钱,第二天出旅馆,才发现北京站就在眼前。
他并无被骗的懊恼,反而呆立站前,觉得大城如迷宫般无边无界。
沙溢呆立的地点则在天安门前。他1990年第一次进京,在天安门站了半小时,“天安门原来这么大,这么宏伟”。
同样想看天安门的姚晨,那年还在福建南平读书。后来她被舞蹈学院选中进京,和父母分离时只顾笑,一滴眼泪也没流。
那年前往大城市并非易事,绿皮火车让所有旅途都如朝圣。
朝圣漫长又艰辛。董卿第一次去上海时,睡在火车座椅下,一觉醒来,窗外上海恍如天堂。
贾樟柯则连坐火车的机会都没有。他初中学会骑自行车后,第一件事就是骑车三十里去看火车。
他电影《站台》中写满了远行的渴望。没坐过火车的年轻人,穿行暗夜,模仿火车汽笛长鸣声。
遥远的路程,让前往大城市充满仪式感,进城的人不愿再离去。
第一次进上海的郭敬明说“上海是华丽的巨轮,是我没接触过的世界”;第一次进北京的罗振宇说,“我能不能在这大城市拥有哪怕一盏灯?”。
九十年代,罗永浩游荡大连、长春、天津和北京,“每去一次大城市,回来都觉得家乡特别无趣,特别没意思”。
1997年4月1日,中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,此后十年六提速,绿皮火车隐入乡野和民谣,高铁风驰电掣。
大城不再遥远,便不再神秘。越来越少人将去过北上广,当做炫耀谈资。
城市的边界渐渐隐去,取而代之是一个个新的城市集群。
那些工作在上海,睡在苏州的人;那些在天津吃完早餐,到北京国贸开会的人;那些用3个小时飞越南北的人,早无当年前往大城的惶恐和兴奋。
大城不再是云上的世界,只是停留的一站。

2
1999年夏日某一天,17岁的大鹏背着木吉他,和朋友离家出走。
他们在旅顺混进了一个旅行团,在金州看了场甲A,最后下榻大连一个录像厅。
录像厅外,正建高楼,那天雾大, 大鹏仰着头,觉得那楼一直修到了天上。
大连街头都是他没听过的音乐,满街女孩都穿着时髦服装,回到家乡集安许久,他梦中都是那座彩色的城。
小城的日子单调无色,大鹏想练吉他,得求表叔在长春买教材寄给他。
那些年,大城掌控着文化的潮流,流行传导总有滞后。
当大鹏还为淘到Beyond旧磁带欢呼时,北上广的发烧友已玩起了打口碟。
上海的碟贩们,在黄昏后行动,纸盒箱内装满简装CD。十元钱,就可买美国乡村音乐精选和《007黄金眼》电影原声。
而在北京鼓楼,大张伟听着打口碟长大,他在学校组了乐队,并留下北京孩子都打过大张伟的传说。
大城的骄傲,底气曾是潮流的领先。
大城流行真维斯T恤时,小城还在流行蝙蝠衫;大城玩PS游戏机时,小城刚普及小霸王;大城年轻人在BBS解构《大话西游》时,小城还没有网吧。
1997年,韩流来袭,北京青年穿上肥大衣裤,染出酒红碎发,满城尽是快节奏韩歌。
那一波韩流在大城消退后,缓慢传导至小城,最终异化为杀马特。
葬爱、残血与皇族,盘踞在QQ空间,释放着乡镇少年的荷尔蒙。
欧美的朋克风,日本的视觉系,从大城遥遥传来,最后都沉淀为杀马特的妆容。
在广东梅州,12岁的罗福兴,抹上紫黑口红,用三罐发胶支棱起《七龙珠》怒发,拍下那张著名的“暗黑系自拍”。
他是杀马特的创始人,当年有人说他时尚,他上网搜时尚,搜到单词Smart,点旁边喇叭,听音写下了杀马特。
杀马特风在劲舞团中流行了许多年。
那些敲打键盘的年轻人长大后,才发现流行的滞后终于不见。
人们收着同一条推送,看着同一榜热搜,B站排山倒海的弹幕中,谁知是来自大城还是小城。
有时,微博上一组图片,便能如蝴蝶翅膀,扇动起一场流行。
大城不再是流行的起点,所有人都在潮流之中。
2019年9月,周杰伦发布新歌《说好不哭》。一夜间,千万网友挤崩了QQ音乐服务器。
12小时内,新歌已飘至天涯海角,传遍大城小城。

3
十年砍柴在小城读书时,音乐老师脚踏风琴,教了首歌《美酒加咖啡》。
美酒他能想象为家乡的米烧酒,然而,咖啡是什么?满城都没有卖过。
大城小城,原来有着清晰的消费界限。
大城商超中,总有舶来新品,品牌是生活的尺度;而小城百货中,货品有限,廉价是基本的规则。
在GDP狂飙那些年,大城对品牌的推崇,一度演化为消费狂潮。
2007年,北京新天地百货开业,特设了一个长208米、宽150米的名品橱窗,CHANEL、GUCCI、PRADA等品牌陈列其中,高傲而不可侵犯。
当年,中国奢侈品消费达80亿美元,仅次日本,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。
时任中国统计局副局长的邱晓华称,小城和大城相比,消费足足落后十年。
那年的贺岁电影中,张柏芝扮演的购物狂,婴儿时被遗弃在商场范思哲和阿玛尼交界处。
长大后,她痴迷用名牌塞满生活,哪怕负债累累。 荒唐的人生中,尽是时代的影子。
随着经济大势的变化,狂潮渐渐降温,大城和小城的消费差距,逐渐弥合。
大城中人,开始流行实用和极简,而小城中人,则开始追求更高品质。
2010年,GUCCI在郑州、贵阳和太原连开5店;LV也落地青岛、厦门和长沙。
凯迪拉克向三到五线扩张,H&M在东莞开店微博下,淮安、洛阳和宁夏网友纷纷留言,询问新店何时到来。
消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,五环内外的世界,两种消费观正在靠拢。
疫情抹掉了最后的距离,大城的矜持,小城的亢奋,最后都化为务实。
媒体调查中,超6成受访者表示将理性消费,选购最实惠的商品。
大城白领,不再收集高级口红,开始看不惯一杯奶茶要30元。
小城女孩,不再追求名牌鞋子,卖掉成套玩偶,寻找起网店的兼职。
广告牌上写着“三亿人都在用”的拼多多,用户数已变成六亿。
那些端坐CBD办公桌前的白领们,开始研究起补贴的艺术,颠簸的年代,省钱实惠第一位。
而广袤乡镇的农民,借助平台卖出千亿农产品,直接送入大城之中。
大城小城的故事在此流转,这家新兴的平台引领着消费的潮流。
黄峥说,现在区分低线城市和一线城市已经无意义。
“在这个非常时期,用户行为也改变了,接下来两年非常值得期待。”
“在这个非常时期,用户行为也改变了,接下来两年非常值得期待。”
五环被抹掉了,城市不再代表身份。
大城不再高高在上,小城不再遥远荒僻,没有流行滞导,亦不需多套商业逻辑。
所有人都已裹挟同一浪潮之中,将面对同一个时代命运。

转载自摩登中产(modernstory)